第九百零七章 破局之谋

    忽然柴房外又冲进来一人，他还没来得及转身便被在腰间重重一击，一下飞撞在墙上，摔倒在地。

    冲进来的是一个穿着圣平军号服的大汉，他扶起地上的女子，用愤怒的目光瞪着面前的施暴者。

    大汉举起刀来，就要结果他的性命，他惊的手脚也瘫软了，嘴张开着就也说不出声，一下子从猎人变成了猎物，他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命运手中的一只兔子。

    大汉狂吼着，手起刀落。

    血光飞溅。

    曾伯恒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

    “老爷！老爷！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躺在身边的美妾也给惊醒了，一叠声的唤道。

    曾伯恒有些恼火的晃了晃头，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梦到那一次金陵城破的情景。

    他也知道，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那一幕幕惨景，是不会轻易的淡出他的记忆的。

    左右也是睡不着了，曾伯恒索性起身，要美妾们帮他穿好了衣服，起身来到廊下散步。

    他一边踱着步，一边思考着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个恶梦。

    事实上，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梦到当年的事了。

    他回想着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渐渐的明白了过来，是什么勾起了他以前的回忆。

    林逸青平定朝鲜变乱。

    虽然春节之前，朝鲜的变乱就已经平定，但现在朝鲜仍然不怎么太平。据中外报纸刊载，朝鲜政府在事后开始追究发动政变的开化党徒的责任，虽然林逸青建议朝鲜国王不要搞株连，“只罪首恶”即可，但朝鲜政府似乎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大举搜捕两班子弟中的开化党人以及同开化党人有密切联系者，结果使得朝鲜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这些天关于朝鲜的消息不断的传来，而仁川-汉城之战的诸多“详情”也渐渐的浮出水面，据说乾日两军在汉城皆“杀戮甚酷”。大概是这些消息让曾伯恒回想起了尘封于内心深处多年的往事，所以才有了那个可怕的恶梦。

    想到林逸青，曾伯恒禁不住暗暗握紧了拳头。

    他现在明白，为什么彭玉林督师广东之后，便不再要求回任这个兵部尚书，并且接连上表请辞了。

    自己现在虽然是兵部尚书，压着林逸青这个兵部侍郎一级，但林逸青却利用自己的“特殊能量”，完全的把兵部尚书这个正主儿给架空了。

    林逸青不显山不露水的搞掉了左季皋，又借越南问题来了个“西南大换血”，搞掉了岑聿瑛、唐炯和徐延旭，让曾伯恒渐渐的感觉到了这个人的可怕。

    他也渐渐的明白了，皇太后那里为什么要不遗途力的支持这个人的行动了。

    自教匪之乱后，“外重内轻”的局面已然形成，朝廷一直极力想打破这个格局，但终因主要由他们这些“中兴名臣”担任的封疆大吏势力过大而作罢，但自从林逸青出现后，形势已然悄悄的发生了变化！

    自己要想不成为下一个左季皋和岑聿瑛，就要尽早除掉林逸青！

    想到这里，曾伯恒已然下定了决心。

    而此时曾伯恒并不知道，林逸青也已经悄然的对他动上了手！

    一个月后。

    “其实金陵城破，湘军掠财，并不是什么秘密，当时不少人都把这事记下了。”岛津洋子将忍者们在民间搜集到的关于曾伯恒的“黑材料”放在了林逸青的面前，“好多是从湘乡那边得来的，林君可以看一看，要是想要‘追赃’，这些也许会有帮助。”

    林逸青点了点头，开始翻阅起来。

    他只看了一会儿，便感到了字里行间的血腥气息。

    金陵破城后，湘军编制大乱，连各营长夫也都争先恐后参与抢劫，而主帅曾伯恒意甚默许，当时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道：“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

    湘军抢劫各王府后纵火焚烧，意图灭迹：“（六月）十七日……天明……时城中伪天王府、忠王府等尚在，余王府多****，贼呼城中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官军进攻，亦四面放火，贼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紫绛色。亭午，二伪府皆烧。”

    湘军破城之后，便在南京城内展开了疯狂掠杀：“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担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

    “城中遍掘坟墓求金。”

    当然，曾伯恒的面子功夫还是做了，“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但是“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肖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肖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干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干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窜匿。”

    “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

    南京城内的大火整整烧了8天，才被一场大雨浇灭。届时南京城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湘军的抢劫并没有停止。直到一个多月后，湘军仍在城内大抢不止，甚至互相劫掠——“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城中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来者，兵勇利其妻财，指为余党，掳其妇女，括其囊箧而去”。这时连曾伯恒的幕府文案也乘机抢掠：“是日文案委员有至城（者），见人幼子甫八岁，貌清秀，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里，鞭逐之。余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为厌”。

    湘军可以说把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也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天堂，“江宁财货尽入军中”，以致曾伯恒沦为天下所指，弹章丛集，曾伯函为了保护他，只得上奏说，经严密搜求，洪火秀并无积金。奏章一上，朝野大哗。实际上曾伯恒所得极丰。南京城破后，曾伯恒得部下所献明珠一串，其珠“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闪烁，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项珠”。不久，曾伯恒被迫引病辞归，并遣散所部湘军吉字营25000人。

    直到不久前，赵烈文去南京，所见仍是“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教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既言“金陵永穷”，则金陵自乾朝立国200余年来、圣平天国10余年来所聚财富都去了哪里？民间俱认被湘军掠去无疑。既言“扛抬什物出城”，“担负相属于道”，则此无数所掠之物何去？除了被湘军官兵随手挥霍的以外，其余的大多数恐怕都被辗转运回湖南了，运回湘乡的自当不在少数。湘军中“惟知掠夺”的几员大将，如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肖孚泗、张诗日等，无一不是湘乡人。连曾伯函也抱怨说：“元符（曾伯恒的字）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事体安得不糟，见闻安得不陋？”

    当时的湘军确已腐败不堪，各将帅仅凭吃空额、克扣军饷就已大发其财，“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金陵一战，是湘军最大的一次发财机会，也是湘军最后一次发大财的机会，湘军上上下下似乎对此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军官们渴望再大捞一把，士兵们渴望填饱行囊。“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在这一共同欲望的驱动下，湘军官兵在南京上演了疯狂而血腥的一幕，连赵烈文都诅咒他们“丧良昧理，一至于此，吾不知其死所”。

    当时湘军将帅纷纷成为豪富，动辄拥赀数百万，广置田产钱庄。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也以劫掠致富，使湖南凭空冒出许多“军功地主”。而湘乡“军功地主”之多，当为湖南全省之冠。一方面是南京的“贼梳那更堪兵栉，父老吞声敢怨嗟”，另一方面是湖南的“今日羽林郎，昨日卖菜佣。跃马大道上，煜煜何熊熊”。金陵永穷，而湖南暴富，湘乡尤富。尽江浙之富以补湖南，倾金陵之财以填湘乡，中土近世历史上一次空前的财富大转移就这样被湘军官兵在血泊中完成了。

    此次湘军完成的财富转移，是从东南富庶地区流向相对贫困的中部地区，从东南沿海沿江的繁华都市流向湖南闭塞的山乡。如此流向的财富大转移，在中土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此前此后发生的历次大规模财富转移，几乎都是由相对贫困的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其结果是加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此次转移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可称之为“逆向转移”。

    湘乡人通过暴力手段迅速聚敛财富。但是，由于湘乡的文化准备和经济准备都极不充分，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财富，湘乡人似乎手足无措起来。他们大多缺乏使财富升值的手段，而是囿于小农意识，或求保值（如盖房、置田等），或随意挥霍。

    湘军屠城掠夺财富是一种群体行为，不能简单的算到曾伯恒一个人的头上，但在这场掠夺大竞赛中，以曾伯恒为首的高级官员显然是最大的赢家，督抚将帅，统领营官，无不满载而归。相比之下，一般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成果”就少得多了。

    此外，在数以万计的获得官职和军功的湘乡人中，几乎有一半人在战争中倒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来得及参加进攻金陵之战。他们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同乡，又成了事实上的最大受益者。

    所以，说“湘乡暴富”，只是指湘乡拥有的财富总量急剧增加。这批急剧增加的财富，绝大多数集中在从战场归来的高级官员手中，分配到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手中的并没有多少。至于那些在战争中亡故的人们，他们的家境就更加凄凉了，甚至连抚恤金也被克扣（湘军最初规定每名阵亡者给抚恤银60两，后减为30两）。

    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更加悬殊，是这场战争给湘乡带来的又一个后果，同时又为此后湘乡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安埋下了祸根。就在曾伯恒攻破南京、湘军大批遣散后的第三年，即彤郅五年，哥老会众就曾两次在湘乡起事。从彤郅六年到彤郅九年之间，哥老会众又曾多次在湘乡起事，使当地官府团练疲于应付。从彤郅初年起，哥老会在湘军中“传衍尤多”，曾酿成多次哗变。被遣散的大批湘军官兵，又把这种秘密结社形式带回湘乡，使得以湘军遣散官兵为骨干的哥老会势力在湘乡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般与官府对抗的强大社会力量。“盖人心一动之后，其气机不可遽静，而椎埋恶少，积久兵间，丰食美衣，如其固有。一旦散归乡田，资用困绌，无可谋生，则日夕翘首踵，幸四方之有事，思蹶起以应之；或相与阴结死党，煽成乱谋。此古今祸变之常辙也。”

    当年成千上万的农民从湘乡走出，加入湘军的行列，为朝廷转战南北，浴血厮杀。而当他们脱下了号衣后，他们中的不少人立即又转过头来把刀枪对准了官府。区区一二十年之间，其变化竟如此之陡然，其中的重要原因，只能解释为这些曾为湘军下级官兵的人，在解甲归田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存在着继续恶化的趋势，才逼得他们铤而走险。从彤郅元年到彤郅十年这10年之间，湘乡竟有8年出现灾荒，其中有3年为“大饥”，这也从一个方面诠释了哥老会起事的原因。

    看到这里，林逸青不由得叹息起来。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基本规律，而在基本规律的支配下，具体的历史又往往充满了变数，在必然中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湘乡的人文主调是厮杀与掠夺。从乾廷的角度来说，它不得不倚重湘军，使湘军伤亡惨重，无疑是对湘乡的极为残酷的人口掠夺；就湘乡而言，它勉为其难地承担了与其偏穷小县身份不符的历史重任，在造就出几位大人物、成全了几个大家族之后，终于也不堪重负，人才无以为继，由煊赫归于平淡，犹如昙花之一现。

    历史选择了湘乡，使它在中土近世历史上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它匆匆登台，而最后却是黯然收场。湘乡以它特有的人文底蕴迎合了历史，改写了历史，铸造出短暂的辉煌，博取了与它身份不符的无上荣耀，同时也承担了与它身份不符的巨大牺牲。

    战争改造了湘乡，它使湘乡人从贫困闭塞的山野中走出，把成千上万忠厚朴实的青年农民改造成职业或半职业的军人，在血腥的厮杀中诱发出他们人性中的弱点，使他们在战场上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生命能量，同时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蒙受了双重戕害，并影响到他们的后代。湘乡也改变了战争，它为近世战争史注入了地域性因素的强大活力，并预示着湘军这种“兵为将有”的组建形式将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中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祸源之一。

    在中土近世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似乎并非只有湘乡一个，但湘乡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这些例子向人们展示了历史和文化的更深层面，显示了某一地域的群体活动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揭示出历史进程对某一地域人文精神的深刻改造。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潜藏着历史和文化的真实动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