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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勤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思片刻问:“你派人给我送过报告之后,还得到过什么其它消息?”
杜自远摇摇头,“没有。武凤英告诉我,保密局把这个‘水葫芦’藏得很深。武凤英曾经从保密局情报处的档案室里窃取了二十四份秘密档案。我仔细看过,没有发现其中有‘水葫芦’的线索。我曾经将其中其他方面的线索报告华北局情报部,情报部立刻回电要我提供线索的出处。我担心这个情况会被‘水葫芦’察觉,就没有提供。我后来返回情报部时,将这二十四份档案带回情报部。”
“这些档案现在在什么地方?”杨克勤认真的问。
这下子,杜自远也迟疑起来。他说:“杨书记,这几年情报系统变动极大,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些档案在什么地方。”
杨克勤注视着杜自远,轻声说:“你说的这个‘水葫芦’,一九四六年才打入我们内部,应该不会担任较高的职务,是不是这样?”
杜自远点点头,“我也这样想。他的级别职务可能不高,但他可能处于较关键的岗位上,否则他看不见那份录音。”
杨克勤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他回头望着窗外。
这个时候,房间里就很安静。杜自远看着他,不敢动也不敢说话。
实在说,天下的官员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如果因为失察、失职而面对责任的时候,谁都会先掂量一下这个责任有多重。有的人躲避,有的人推卸,有的人转嫁。也有人会承担责任,但这真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杨克勤回头看着杜自远,然后轻声说:“我这次去浙江工作,是在南京下的船。原来准备去拜访一下江苏的几位领导同志。但刚一下船,就遇见了你派的那位交通员。他认出了我。这是个老同志,办事极其严谨。他在陕北和北平转了几个月,没有找到我,就把你给我的报告埋在地下。他在南京一直做一个普通的码头工人,生活很艰苦。但他一直在找你,也在找我。我很感动。自远同志,说起来,这是我推卸不掉的责任,我应该承担责任。”
杜自远也垂下头,从前的上级敢于承担责任,让他心里稍稍轻松一点。但这也是一件让人很难过的事。
他说:“杨书记,我也有责任。这几年,我没有再查一下这件事。”
杨克勤说:“你的责任是后面的,次要的。我的责任是前面的,主要的。我没有认真清查我们的队伍,让敌人钻了空子。”
听到这个话,杜自远刚刚轻松一点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
杨书记说:“自远,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杜自远有些迟疑,“杨书记,我现在有点为难。我的工作方向主要在国外。国内的事,调查部内部的事,我不好插手。”
杨克勤一摆手,“这样吧,这两天,我和你们的部领导谈一谈,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请他们继续指定你来处理这件事,给你授权。你回去以后,先查一查那批档案在什么地方,再查这个‘水葫芦’,一定要尽快把这个人找出来!”
杜自远认真地点点头。现在,“水葫芦”案已经成了他心里最重要的事了。
但是,这次谈话后所调查的结果,却大大超出杜自远的预料。
两天后,中央调查部的一位副部长,一位从来没在中央调查部里露过面的副部长,把杜自远找到他的办公室。
让杜自远意外的是,这位副部长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里面。他姓陈,人们通常称他为陈主任,这是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职务。
杜自远抵达中南海时,幸亏这位陈主任的秘书出来接他,否则他很难进去。
这位陈主任面相和善,但语言锋利。他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杜自远的耳朵里,尖锐而严厉。
他们一直面对面站在窗前,那样子就像两个老朋友在聊天。但自始至终,杜自远没有被允许说一句话。这位陈主任也并没有要询问他的意思。他一直在斥责杜自远。杜自远毫无办法,只能默默地听着。
这位陈主任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件事,要以你的党籍做保证!你必须尽快完成!你现在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陈主任回到办公桌前,抓起一个信封,直接塞进杜自远手里。然后向他挥挥手,那意思是,你可以走了。
杜自远回到调查部的办公室里才敢打开这个信封看。这是一封介绍信,看上去是非常普通的那一种。但这也就是杨克勤所说的“授权”。介绍信里只有一句话:各党政军部门、及各省公安部门,现有杜自远同志受中央委托前往你部联系重要工作,务必协助解决。这封介绍信的下面,盖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公章。
这种公函越是模糊,权力越大。许多人把这种公函称为“尚方宝剑”。但杜自远发现,它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一个星期后,刚刚开始进行调查的杜自远,被吓出一身的冷汗。
杜自远为了做好这次秘密调查工作,在二局内部给自己挑选了两个助手。一个是亚洲处处长楚伯林。他是去年从原华东局政治保卫部调来的干部。杜自远曾经看过他的档案,相信他绝不会和原来的华北局情报部有任何关系。另一个则是刚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原来在军部做保卫干事,他叫秦东海。
他们两个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寻找杜自远当年从南京带回来的二十四份档案。
其实杜自远并不用出示陈主任交给他的介绍信。无论是中调部、公安部,还是军委情报部,他都有很广泛的人脉关系,甚至还有一定的权限。他总是先和这些部门的熟人打好招呼,然后派楚伯林和秦东海去查找档案。
但是,这一箱子共计二十四份从国民党保密局窃取出来的秘密档案,竟然失踪了。无论在哪一个部门的档案室里都没有找到。
档案室一向是情报部门最重要的部门。档案室的内部管理十分严格,各种档案的调入与收存都有严格的手续。借出或调出档案的审批手续更是严上加严,同样有详细的借阅记录。但是,他们没有在任何部门的档案室找到这二十四份秘密档案的任何调入或调出的记录。
杜自远真的被这种情况吓出一身的冷汗。他感觉,这批档案极有可能是被“水葫芦”秘密隐藏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当初杜自远带着档案返回华北局情报部时,正赶上华北情报部与中央社会部合并。档案室的人收到他送来的档案后,可能还没来得及登记就发生了工作变动。但是,杜自远决不敢这么考虑问题。
接下来,杜自远的调查工作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他希望首先缩小人员调查的范围,确定哪些人是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期间,曾经在华北局情报部工作过。他本以为,通过组织人事部门应该很好确定这个范围。但他刚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这个要求,就遭到严词拒绝。
中央调查部党委组织部部长姓马,这是一个来自东北的身体强壮的中年人。他黑黑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点微笑,但目光却是铁一般的刚硬,当他摇头的时候更是如此。“自远同志,我不能同意,这不行。”
杜自远只得拿出**中央办公厅的公函,希望能起一些作用,“老马,我确实承担一个重要的任务,我需要查阅一些同志的档案。”
老马把公函还给他,还是摇摇头,“自远,你是副局长,按照权限你可以调阅一部分人的档案。但你要查阅这么多,不可以!”
“为什么?”杜自远非常疑惑。
老马不动声色地看着他,“自远同志,你不要忘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还是在战争年代,我们的许多同志还在敌占区或者敌人的内部工作,还有一些同志在国外工作。我想你应该清楚这些。”
杜自远非常清楚老马的意思,也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党的机密。但是,“水葫芦”正是在战争年代潜入了华北局情报部的呀。这件事同样关系到党的机密。但是,他却不能向老马说明这一点。
老马继续说:“所以,他们的档案还有他们的履历,是我们最重要的机密。如果泄露出去,会使我们很多同志的身份暴露。我还可以告诉你,许多人的档案没有名字,只有代号。这些代号所代表的人,更是机密中的机密。所以,我不能让你查阅。”
杜自远还不肯放弃,“老马,我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老马的脸上终于露出一点笑容,“有没有其他办法是你的事,但在我这里肯定不行,这是原则。”
杜自远面对这种情况,几乎是无处下手了。
但是,似乎这样还不够。他没想到还有更大的麻烦要落在他的头上。
这一天的夜里,多恰罗夫再次与二局局长老罗和杜自远见面,地点仍然是在王府井南面一条小巷的秘密会客室里。
这一次,多恰罗夫的脸色很不好看,透着恼怒的青色。他一坐下就说:“罗同志和杜同志,有一句话我要先问一下,最近的《华盛顿邮报》你们看过吗?关于南越总统府秘书长阮其波被人刺杀的消息。”
杜自远一听到这个话,心里立刻紧张起来,这也是压在他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老罗点点头,“是的,我看过简报。”
多恰罗夫的脸色由青转红,小小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消息中说,阮其波的死亡,是你们的人干的。是不是这样!我想问,为什么!”
老罗也严肃起来,严厉地瞪着坐在对面的人,“多恰罗夫同志,我们绝不会干这一类暗杀下毒的事。阮其波的死亡,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多恰罗夫的小眼睛转着,来回盯着老罗和杜自远,脸上透出不相信的神色,“那么,请两位中国同志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西方报纸和南越当地的报纸会这么说?有一个情况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据当地警方说,在阮其波先生被人刺杀之前,确实有三个中国人到了当地。并且,阮其波先生被人刺杀后,这三个中国人也被人暗杀了。给人的感觉是,这三个中国人的死亡,是被灭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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