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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冬最头疼的就是如何任用官员的问题,这个问题朱慈悲和王余佑也是畏惧三分。
按照古人的经验,任用官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任人唯贤,一种是任人唯亲任人唯贤的又分为重才不重德;德才兼备;重德轻才三类在秦国统一天下前的制度就是属于重才不重德。
秦国历来有重用客卿的传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喜欢用外国人。奠定秦国帝业的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等,虽然他们都是秦国各个发展阶段的第一人选,为秦国的崛起、发展及统一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的人品却都存在重大缺陷,都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
商鞅是秦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的奠基人,是秦国富国强兵的总设计师和实践者、看护人,后世说到秦国强大的没有不提到他的。但他的为人实在太成问题。史书里他的画像严肃深刻、冷面无私,看外表很象那种缺乏人情味的人,事实上他正是这种人。
试举两例:一是新法颁布实施不久,秦民多说新法不便,到后来,通过一段时期的强制施行,新法的作用逐渐发挥出来,秦国为此民风大变,国家富强、百姓殷实。百姓纷纷改变了当初对于新法的不正确看法,开始前来赞扬新法的好处。
新的制度施行应允许老百姓有不同意见,实践中人们改变了看法,本来是好事,可商鞅却说这些人是扰乱教化的不法之徒,不问青红皂白地把他们全部流放到边远地区去。
二是他出兵伐魏欺骗魏军统帅公子卬的事。秦孝公派商鞅带兵伐魏,魏国派公子卬带兵迎战,两军对峙。商鞅早年在魏国与公子卬是好友,商鞅派人送信给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友好,现在分别是两国的将领,不忍心互相攻打。我打算与你在前线相会,订立盟约,大家高高兴兴地喝上一杯,然后各自撤兵回国。
公子卬想起当初与商鞅的交情,一点没有防备,欣然前往赴约,酒酣耳热之际,商鞅帐后武士尽出,上前绑了公子卬。同时趁机攻打魏国军队,魏军没有任何防备,一时土崩瓦解。魏国不得不割让黄河以西的土地献给秦国求和,从此秦与魏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魏国为避秦国锋芒,把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
商鞅这样做,显然背离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战争当然是诡道,但商鞅这种欺骗伎俩显然不是军事常识里所讲的那种兵不厌诈。他是利用与别人的交情骗取信任。这以孙膑利用“减灶法”欺骗庞涓完全是两回事。商鞅的做法显然缺乏诚信,背离了做人的最起码道德,特别是在那个还比较讲诚信的时代,商鞅等于自绝于社会公义。他最后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等到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去世。原来商鞅得罪过的那些守旧势力纷纷起事,诬陷商鞅谋反,商鞅逃归魏国,魏国人痛恨他欺骗公子卬,又把他送回了秦国,商鞅在自己的封地束手就擒,被施以车裂酷刑,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秦惠王虽然车裂商鞅,但他对外来人士并没有成见,仍欢迎各国人才为秦国效力。公元前329年,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出众的才智被秦惠王任为客卿,和他共商攻打各国诸侯的大计。次年,因张仪劝说魏王把上郡、少梁等地献给秦国,秦惠王任张仪为相国。
张仪拜相后,积极为秦国谋划。公元前325年,张仪率军攻取魏国的陕县。公元前323年,秦惠王派张仪与齐、楚的相国会盟。回国后,张仪为了秦国的利益,让秦惠王免去了自己的职位,去了魏国当相国,目的是打破六国的联盟,让魏国率先归附秦国,但魏襄王并不听从张仪的意见。魏襄王去世后,魏哀王即位,张仪又劝说魏哀王“事秦”,魏哀王对张仪言听计从,背弃合纵盟约,通过张仪请求与秦国结好。
公元前313年,秦惠王想攻打齐国,但忧虑齐、楚两国关系密切,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骗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信以为真,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回国后把张仪的话告诉楚怀王,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秦国联合齐国攻打楚国,杀楚兵八万,并攻占了楚国的丹阳、汉中等地。张仪诳楚之后,又于公元前311年前往赵、齐、韩、燕、楚等国进行游说,使得五国连横事秦。
其他的人诸如范睢,吕不韦,李斯就不一一赘述。
后世曹*也是继承的这个唯才是举的用人之法。
以德服人的典型,当属汉朝的推举孝廉制度,刘邦推翻暴秦之后,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先是采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后来改向儒家思想: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就是从“唯才是举”推向“唯德是用”来谋求社会的稳定。
为了安抚人心,刘邦把季布这个曾经差点要了他命的战场仇敌都征召出来做官,多次下诏求贤;汉惠帝吕后都曾有诏举“孝悌力田”之举;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文帝纪》);汉武帝时正式确立了孝廉的推举考察制度,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
随着唯德是用的制度越来越强势,作伪的假孝廉也越来越多,“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所以才有东汉末年的曹*极力主张返回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
可是事实证明,曹*的唯才是举虽然能延续衰弱的汉朝,可是难以长久,曹*死后,魏取代了汉朝,又旋即被司马家篡夺了皇权,所以唯才是举又一次沉寂了。
中国的唐太宗选贤任能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既是做事的要有才,主事的要有德;李世民就是这样以自己议事虚心纳谏,临战奋勇当先的德来驾驭自己手下一群超世之才,,李靖,徐茂公,段志玄,刘弘基……。
特别是地方官的选拔,唐太宗尤其重视德才兼备,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安乐。而首要标准是道德,他认为: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兢进。在他看来,如果是误用了缺德无行的“恶人”,越是强干,为害也就越大,如许敬宗是一个才优而德行有亏的官员,终生都没有受到唐太宗的重用。唐太宗还开创了科举制度选拔人才。
后来的则天武后也是要求德才兼备,继续完善了科举制度。
但后来宋朝明朝的科举制度,束缚了人们的思维,成为了制造奴才的机器。
王余佑仇恨科举制度,但是他也没有切实可行的人才选拔办法,所以现行的是朱慈悲的办法,免费培养十岁以上的孩子,教给他们一个与书本上面貌一新的历史,从做人开始,正意诚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消息一传出,轰动河北,甚至连山东山西穷人家的孩子,都到沧州来求学,幸亏这几年黄河安澜,河北粮食丰收,二冬的队伍从一万多人扩充到两万七千人,其中一半是十岁到十六岁的孩子。
二冬不敢停留,因为这时鳌拜手下的满清镶黄旗主力已然集结在通州,施不全由原任通州三河县同知越级提拔为通州通判,为鳌拜的侄子费思细押粮运草,鳌拜的侄子虽然不是有名的名将,但是他手下有当时清朝最壮大的一旗,镶黄旗的六万铁骑。
仅仅在后面为这六万骑兵压粮运草的后勤军夫,就达到十万人之多。施不全这时充分显露出了他的能力—过目不忘,六万骑兵,仅马匹一天就要吃一座山一样大的粮草垛,还有车船,炮,火药粮米蔬菜肉食……。
施不全不仅这些东西掌握得了如指掌,就是这十万军夫,也能叫出大部分小头目的名字,其异能使下到军夫,上至费思细的手下将官的一致肃然起敬。
大家都对他这个丑的不能再丑的小瘸子另眼相看,使施不全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从小他因为丑没少挨别人的白眼,他是个坚忍的人,这么多年的苦功没有白费,到了没人的地方,施不全双目眼泪长流,他仰天向青天无声的呼喊:苍天,我施不全也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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