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关东文化

另一个著名流放牛人，叫蔡毓荣，这家伙当年当过湖广总督、云贵总督、绥远将军，兵部尚书战功赫赫，政声甚好；可犯的错儿真有点莫名其妙，他藏了一个吴三桂的孙女，还娶她当了小妾，问题是他要是汉人、心里念念不忘汉族政权也行，可他偏偏又是个满人，谁也搞不清他哪根筋搭错了，我的看法是功高震主或者是在野党对执政党有意见。

    没说的，流放瑷珲。

    真不愧当过封疆大吏的，这家伙到了荒蛮之地，没事干，开荒。

    这一开就了不得，从齐齐哈尔到瑷珲，他用9年的时间建了12个镇（史书叫“堡”，东北现在还有地名叫“某某堡”，实际上现在就是乡镇），外带19个站（估计比镇小点儿），所用的东西，都是他一个人捐办的。

    这牛人将流放这一职业发挥到极了。

    这种人才，怎么能一直发配边疆呢，9年后，他被释放召回了。可他没心思做官了，出家当了和尚，三年后去世，活了66岁。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宁古塔是清朝最著名的流放地，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恐怖荒凉之至。比起种种酷刑，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而且一人犯罪，往往牵连亲友数百人，浩浩荡荡押往宁古塔。到了那里，连孩子都成了奴隶，那种非人的生活实在能把人摧残成行尸走肉。清朝皇帝还很喜欢搞文字狱，这是握权者最乐于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只消深文周纳、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力，就能消除异己文人，使耳根清净，何乐而不为？于已定罪的文人也不能都杀，否则落得个残害文化的骂名，于是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文人的判决书上写上了“流放宁古塔“。于是又要株连九族，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150万以上。

    流人文化——流人之情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的老友吴青霞便是不远千里前来探望。

    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

    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

    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

    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

    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

    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

    流人文化——流人的文化贡献离开熟悉的江南，来到冰冷的北国，流人的生活是艰难的。为了生命的延续，抱着仅存的希望，他们寻找自己的生活。他们在黑土地贫瘠的文化土壤里找到了自己生命的空间。流人们比较常见的是选择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人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流民的涌入改变了当地以渔猎为生的原始生活方式，教他们种植稷、麦、粟、烟叶，采集人参和蜂蜜，使农业耕作得到发展。正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知不觉中传播了中原文化，使南北方人民的文化交流得以沟通。

    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人则把黑龙江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宁古塔“三个字，承载了三百多年的历史，而流人途径的“大石桥“目睹了世事沧桑。她听到过流人的浅酌低唱和痛苦呻吟，也看到过长空飞雁和肥鱼硕米。她是流人断魂的墓志，也是流人思归的梦乡。

    “人自东流，水自西流。古人谁似我淹留？“这是流人才女徐灿内心的呼喊！如果，时空可以穿越，她会知道，她们的“留“，形成了今天的“流人文化“我们承认历史，承认流人的苦难，但，苦难的结果未必永远是苦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流人也创造了文明，在一个原本荒凉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迅速开化的状态。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他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黑龙江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