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时计拙--书生误国

1644年4月23日早晨，当大顺军队攻到离紫禁城仅有65公里的昌平时，“崇祯皇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这一天的朝会就这样不了了之。到4月25日，崇祯独坐在朝堂上，环顾空荡荡的大殿，不禁长叹道：“诸臣误联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三天后，宫廷内待在煤山的一棵松树下发现了身着蓝袍红裤的崇祯尸首，旁边有他手书的“天子”二字。（[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82-84页）

    崇祯带着对身边大臣深深的恨撒手人寰，而这恨确如刀子般扎进许多臣子的心头，没过几天，京城中就有40多位重臣相继自杀。面对此景，无怪乎后来杀入京城的满清首领们更愿意把南明的崩溃当作明朝终结的标志，因为看上去崇祯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亡国之君”，而被崇祯责为“奸臣”的诸大臣，也以自杀之举表明他们也不是什么“亡国之臣”。然而，断送大明江山的恰恰就是这些不似亡国君臣的君臣。

    有明一朝，以德以国，所以上自朝堂、下至乡里，调节行止除了非打既杀的刑律外，大量事务主要依靠一些抽象的道德律。因而，就会出现海瑞在处理民事纠纷时的那种简单做法，即“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第139页）

    这种建立在抽象道德律基础上处理事务的方法看似荒谬，但究其初衷也不无合理之处，以德治国的设计者们致力于维持一种简单质朴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简单质朴的社会中仅靠几条道德律就能发挥积极的维系社会和谐的功能。所以，自洪武皇帝始，大明的高层统治者一直努力消除使社会趋向复杂的各种因素，重农轻商，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禁止百姓私自迁移，建立高度的中央，剥夺地方官员的自主性……如果社会永远处在简朴状态，治国之法便也简单，只要士生官宦阶层沉浸于抽象道德体系中，以身作则，并促使举国百姓亦严格遵循之，江山自可稳固。

    可惜，随着国家步入盛世，社会上下还是不可遏制地日趋复杂起来，人心不古了，而且许多事就是坚守道德原则也解决不了，否则便出现海瑞式的荒谬做法，只能引发更大纠纷。因而，为了既不违祖制，又能在现实中把复杂的事给做成，在社会治理方面不得不分裂为两大块：一块停留在盘踞于京城的士生、官僚、皇帝的脑壳里，那是一个由道德原则左右着的虚幻社会；另一块则活生生地摆在前线的军官、士卒，官府的幕僚、小吏以及乡里的地主、商人面前，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棘手问题的现实社会。分裂开来的两块社会相互隔绝地平行存在，两边的人们也互不理解地生活着。

    这种分裂的局面就如从中间断开的房子，如果没有外力冲击，倒也能够勉强立着，即便要倒也不会那么快。然而，大明帝国的周遭自始至终都不乏强劲的野蛮部落，它们不仅时时冲击着大明的江山，尤其是到了大明的广厦从中分裂时，旁边的野蛮部落却在部落厮杀的烈火中溶炼为一，像一只坚固沉重的撞城锤，狠狠地向大明城门撞来。因而，当满清的铁骑挥鞭南下时，明庭在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误将这种分裂状态的危害显露无遗。

    明太祖开国之初曾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军制中某些要素建起“卫所军制”：每卫5600人，下设5个千户所，各1120人，卫所军士每人授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田租徭役，卫所官兵都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这种半军半农、自给自足的军屯制度不仅使国家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还节省下朝廷大笔军饷开支，可卫所制度也有颇多隐患，“军屯没有事先作出计划，进行周密准备，没有进行过实际调查，没有做过试点，也没有建立起专门管理的部门。”（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第76页）

    同时，明朝会计账目极混杂，朝廷竟然始终也搞不清各卫所的经济实情。至15世纪后期，王公贵戚、地方官僚开始把卫所军士变为其劳工、农奴，商贾势力也浸透进来，军官贪污受贿，士卒不堪其苦纷纷逃亡，军力迅速衰落。以北京周边78个卫为例，“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洪业》，第409页）

    国家兵制颓败如此，可京城中固守于道德律令简单世界中的士生官宦阶层却并不了解实情，自然他们不愿了解，也不能了解。于是想当然地觉得大明朝天威浩荡，四方来服，即便有番邦挑衅，天子大军一到，顷刻可令敌阵崩溃。因此，每当边关守将报告不利军情时，得到的多半是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斥责。

    1609年深知明军虚弱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他奏请朝廷考虑，不得已时可向这位新崛起的酋长暂作让步。朝中“言官”将熊的建议看作“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却继续发展。”（《洪业》，第14页）

    1616年努尔哈赤吞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王朝，两年后辽东重镇抚顺被后金攻陷，又过了一年，后金军队大破明军，取得萨尔浒大捷……一系列的失败似乎要将文官们从梦中惊醒，可1626年袁崇焕宁远大败金军的消息传至京城，朝野一片欢腾，大家长出了口气，重又飘飘然起来，全然忘了明军防备整体脆弱的事实，随即毫无策略地断然拒绝皇太极的议和要求，使疲惫的国家错失了一次喘息修整的好机会。

    北边危机未减，明朝内部又陷在农民起义的泥潭里，由于连年对女真用兵，“朝廷一方面对尚可控制地区的人口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大量裁减对朝廷威胁还较小的西北地区的雇役。李自成就是朝廷为节省支出而裁减的驿卒。”（[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黄纯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21页）于是被裁的兵卒不可避免地和大量破产的流民结合到一起，1627年陕西爆发一系列兵变和叛乱，虽然在1636年这些叛乱被暂时瓦解，但起义者活动范围却扩至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的大片地区。

    1637年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两支大军联合，转败为胜，势不可挡，之后二人的分裂使他们在1641年各自受到明军重创，可时至1642年，明军还是最终失去了军事优势。这场大乱充分暴露出国家基层行政能力和卫所制度的败落，朝廷已渐渐失去对县乡政权的控制权，赋税结构更是残缺不全。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朝堂上“东林”与“阉党”两败俱伤后遗留势力仍对峙朝野，至天启年间，民间文人社团“复社”兴起，社员自命君子，誓与阉党不两立，随着这些人纷纷入仕，朝中出现所谓“小东林”势力，政坛恶斗复起。可悲的是，自1630年温体仁和周延儒共执首辅以来，辽东战事危机竟被当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许多朝臣以为：区区几场失败毕竟断送不了大明江山，而利用这些失败打击政敌倒是极佳手段。

    于是，任何一方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合乎实际的退守之策时，都会被另一方利用，上升为爱国还是卖国的道德原则问题。1638年对现实困境有清醒认识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指出：朝廷无法同时应付两场战争，必须马上与清议和，同意割让土地并恢复被明朝单方面关闭的边贸，以集中兵力剿灭内地叛军。为打动皇帝，杨嗣昌还借彗星出现大做文章，让人觉得议和合乎天意。然而“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洪业》，第40页）

    1641年清军连败明军，这使崇祯又想到杨嗣昌的建议，于是他密令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可一时疏忽，这份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结果“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此后松山失守，清廷主动提出议和，“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洪业》，第44页）

    连皇帝都屈服于朝中空洞却又强大的道德舆论的压力，也就无人再敢言“议和”二字了。1644年1月3日，面对迫在眉睫的大难，大学士黄景昉冒险请求皇上从东北前线调吴三桂部回守京师，同时鼓励豫陕一带豪侠士绅组练乡兵，创立地方政府。崇祯知道此折一出，朝会上定起风波，只好偷偷将它丢在一边，从而明廷一直未能从辽东调兵侧击义军，这也使清廷断了与明议和之念。

    滑稽的是，当良策被拒时，一些愚腐无用、不着边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屡受表扬。如大学士蒋德暻根据《明会典》，“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洪业》，第75页）又有一位大臣提出：缓和明军与农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是要告诉士兵不要压迫百姓，崇祯也认为是良策，可军需从何而来却无下文；直到户部尚书倪元璐在离崇祯上吊仅35天时仍主张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装糊涂的皇上再也撑不住了，质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洪业》，第455—456页）

    就在这样无用的奏章满天飞时，清军*关，李自成也兵临城下，京防三大营皆尽老弱病残，大难将至！1644年初，翰林学士李明睿终于在崇祯的一次私下召见中大胆提出了“南迁”建议，按其最初想法，皇上“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洪业》，第77页）“南迁”固然好，但李明睿实在书生气十足，在他看来只要皇上出动，必然群情振奋，国之龙虎将起而响应，天下也就在股掌之间了。可当崇祯问起具体安排时，李的计划便漏洞百出，大队人马出行无钱无兵，山东一带又兵匪纵横，道路破坏严重，国家驿站体系也荒废多年，怎么走得了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迁”不可避免地触发了朝中南北官员之争。北方官员明白如若迁至南京，放弃中原，就断了自家根基，故而主张坚守京城，而南方官员则大半主张立即南下，双方引经据典，计划一改再改。本来皇帝南迁，太子留守，后来竟倒了过来！崇祯知道留下必要“死社稷”，公开廷议时显得十分不快，忍不住道：“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洪业》，第80页）几位大臣急忙转舵，迁都之策被推上道德法庭，不但犯弃土之罪，还有阴谋拥立太子之嫌，吓得主张南迁的官员个个噤若寒蝉。结果，南迁计划的流产致使满清统治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中央政府，也使南方抵抗力量的权力来源暧昧不清，诸王并起，互相削弱。

    被空洞道理困在京城里的君臣只能眼睁睁看着李自成开到西直门下，谁知这时居然出现了“奇迹”！1644年4月23日（也就是君臣对泣一场后）李自成派来的谈判代表提出罢兵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位闯到皇帝老子家门口的“闯王”竟没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

    面对如此有诱惑力的条件，崇祯首先想到：若他一人接受这些条件，未来史家将认定他为“偏安之君”。于是皇帝看看身边的魏藻德，这位首辅大人同样想到了未来的史家，他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未作任何决定便打发走谈判代表，然后“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洪业》，第83页）次日，闯王率大军进城，大明的皇都陷落了，而失魂落魄的崇祯只得一个人爬上煤山，找了棵歪脖树龙驭上宾于天去了。

    尼采曾讲过：一个民族“当腐败登峰造极并且爆发五花八门的暴君争斗时，必然会有凯撒式的暴君出来收拾残局，结束一场为争夺专制统治权而斗得精疲力竭的角逐”。（[德]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这话说的似乎是常理，不过在明末之际，出来充当凯撒的却是文臣、书生们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满洲大酋长！他们带领着白山黑水间重新崛起的游牧部落，一直虎视眈眈地关注着明朝的内乱，当最佳攻击时机出现后，便毫不犹豫地猛扑下来！

    其实，早在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就报告了建州努尔哈赤扩张的消息，并参劾其部下违背命令改剿为抚。可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却“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万历十五年》，第119-120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明朝上层文官心里，朝堂内部的权力平衡才是一等一重要的大事，至于东北游牧部落区区一个酋长赢了明军几阵，倒没什么大不了。

    十分遗憾，端坐朝堂中的大明文官们错了，因为兴起的建州女真在扩张过程中不断与周边民族，尤其是北地汉人接触，其中有战争也有结盟，有仇杀亦有通婚，这使许多蒙古、突厥，甚至汉族的血脉溶入其中。新生的“满族”具有了比其前身“女真族”更大的包容性，尤为重要的是：溶入满洲的北地汉族军户对新王朝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比于其他地方卫所中军力的衰败局面，驻轧于辽东的汉族军户依然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他们仍能做到严格将其军籍世代相传，而这些关外驻军内部也渐渐形成很强的官兵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致于朝中很多文官将这些人比作唐末割据边关的军阀。与此同时，在一个“文极”社会中，长期生活于边关的武人阶层日趋边缘化，他们不仅得不到国内社会的理解与尊重，而且其军事行动也往往受制于文官。久而久之，辽东武人与关内同胞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却与经常刀剑相*的游牧民族在气质上多了几分相似。

    因此，当东北的满人还未汉化前，已经有不少辽东武人进入到满洲的上层，如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被努尔哈赤招作额附的费英东，日后封为三等公的费英东之子图赖等人。同时，除了这些被吸纳入满族部落的汉人外，17世纪初随着清军大规模扩张，许多汉族战俘沦为胜利者的“包衣”，他们不仅带来了制造兵器、开矿冶铁的技术，而且使满人渐渐意识到一个更广大世界的存在。

    1618年，随着抚顺守将李永芳降后金，一批辽东士大夫（包括秀才范文程）得到努尔哈赤厚待，成为满清开国的重要谋臣，他们贡献的知识使满洲高层统治者对中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较早归顺满洲政权的辽东边民宁完我又建议皇太极：要理解文治之术，应当阅读如《四书》、《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等汉族经典，他还主张校法明六部制度，管理后金政府。明朝叛将佟养性则为满洲军队组练了炮兵部队，使满洲骑兵的战斗力大为跃升……

    在这一时期，明朝边将则陷入尴尬之境，给养不足，朝廷腐败，正直有能力的将军不时成为朝中党争的牺牲品，熊廷弼、袁崇焕先后身赴东市、含冤而死，致使许多寒心之将临敌倒戈，而满洲统治者又适时做出与明廷截然相反的姿态迎接他们。皇太极曾对降将孟乔芳说：“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待坐，吐衷曲，同饮食也。”（《洪业》，第48页）这令武将大受感动，从此在一个更适于他们发挥能力的地方奔走效命。

    当然，沦落为奴的大部分汉人经历悲惨，但为满洲所用，特别是前几批加入满洲的北地汉人，却受到满洲统治者的重用，甚至看作自己人，譬如在1654年宁完我便被列名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通过起用这些进入满族部落的汉人，加速了满清统治者的汉化进程。“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洪业》，第61页）

    当吴三桂领着辫子军冲入山海关，整个北方一片大乱之际，南京高大厚实的城墙后面却是另幅景象。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生官僚阶层依旧沉迷于风花雪月之中，长久的文化积垫使他们能够以优雅、精致的方式来追求活色生香的享乐生活，同时又会在极尽欢娱后，陷入泛着淡淡佛光的虚无情绪里，世间万事流转无常，一切有为法最终不过是空无。

    在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充满虚无情绪的逍遥状态里，文臣士子暂时忘却了周遭的世界！北地山河丧尽，国家风雨飘摇，可不少“江南才俊”照旧醉于闹市，眠于红楼，尽享才子佳人的柔情蜜意，真是：“江南花发水悠悠，人到秦淮解尽愁。不管烽烟家万里，五更怀里啭歌喉。”（[清]孔尚任：《桃花扇》，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6页）

    然而，时势*人，文臣士子终于得面对塌下来的江山，而此时他们手里攥着的却只是些空洞的、抽象的道德教条，除了危言高论、纸上谈兵外，便陷入对世界不切实际的巨大幻境里不可自拔。真君子也好，假道学也罢，统统不了解实际情况，在缺乏相关技术手段和组织机构的情况下，仅靠些道德说教，既无回天之力，又屡屡误判时局变化。

    当这些人围绕在南明的新核心弘光皇帝周围时，并没有出现同仇敌忾的形势，倒是生出许多新的是非。由于崇祯迁都计划流产，南方在确定帝位继承权时陷入混乱。明朝皇子众多，据估计17世纪初，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就超过8万！而太子在京城失踪，旁系皇族理论上就都有可能成为皇帝候选人。同时，在推举皇帝的标准上，朝臣又分成两派，一派以东林党人兵部待郎吕大器、礼部待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为主，主张以“贤”取人，他们推选贤明、谨慎的“潞王”为帝；另一派则以凤阳总兵马士英为主，主张以“亲”取人，推选万历的嫡孙“福王”朱由崧为帝。

    就在文臣们自以为德者无敌，潞王自然会登基时，马士英却四下活动，联系四镇军阀，取得他们支持，又打通对文官当权十分不满的南京勋臣的关系。在兵荒马乱时，自然谁手里有兵谁当皇帝，两方对比，南京文臣只好将帝位拱手奉于福王。因为举贤派多是自命君子的东林、复社成员，马士英自然而然地与阉党残余联成一片，当曾经投靠阉党的阮大铖复出时，朝野一片哗然，可在马士英执意坚持下，大家还是默认了。这样，朝中党争复起，各方只要寻到些机会，便会发起攻击。

    政坛不稳，而南明掌握的军力更是令人气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手头只有1.2万人，他与其他大臣都很清楚，靠这点兵，莫说收复失地，连南方也绝难保住，所以必须借助各路军阀。而在北方大顺政权和南明之间存在有四大军阀，成份混杂不一：自幼从军于辽阳的黄得功镇守庐州，他治军虽严，却老想着趁火打劫；曾任山东明军统帅的刘泽清在北京陷落时不但不北上求驾，反而一路南下直抵凤阳，在那里劫掠杀人；同在凤阳一带活动的刘良佐原是北直隶的盗匪，后招安入明军；最为史可法器重的是高杰，高杰本是李自成的部将，因与李自成的妾通奸，投降明朝，其部队作战力虽强，却也不乏匪气。除此之外，还有控制着湖广地带的左良玉军团，福王称帝后封他为“侯”，可他一直按兵不动。

    这些军队合起来，据称兵丁过百万，可实际上能战者不过十万，且兵匪混杂，善战者少，善劫者众。另一麻烦在于：南明政权任命四大军阀镇守四镇要害地区后，却发不出军饷，所以四镇干脆就地取材，抢夺百姓，甚至彼此火并，争抢富裕地区。加之此辈之间私仇颇深，每次军事行动时，都欲先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根本谈不上联手抗击清军。于是，北方形势危机时，高杰却与黄得功为争抢扬州，大大出手，史可法为平息争端只得离开南京，亲守扬州。

    面对弘光政权这幅烂摊子，文臣书生象他们北方的老前辈一样，继续提出一个又一个空洞无用的计划！松江几社（复社内部最著名的组织之一）的实际领袖陈子龙在南京兵部任职负责南京防务时，便主张建立一支以儒家精神激励着的子弟兵，同时借助山东、河北的“义士”，兴师北伐，一举收复失地。陈的建议中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让弘光支持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之意，趁机打击朝中阉党势力。至于北伐的基础何在，陈子龙认为这是民情所向，他心中，北地“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洪业》，第121页）

    比这更有想象力的是大儒刘宗周的建议，刘宗周时任左都御史，他一上任就指责高杰、刘泽清等人土匪出身，是自私、投机分子，君子不屑与之同伍，继而又主张那位“万事莫若杯在后，一生几回月当空”的弘光皇帝御驾亲征，并相信一旦如此，百姓便会群起响应，北地须臾可复矣。此论一出，刘泽清立刻上疏参劾，马士英也以欲危害皇帝性命的理由弹劾他，朝中勋臣趁机将打击面扩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广的“阁臣”身上，结果刘、姜双双罢官回家，“北伐宏业”在一片吵闹中不了了之。

    与这些人相比，同为书生出身，却执掌着兵权的官员就现实多了。马士英也好，史可法也罢，都不幻想着迅速收复中原，虽然史可法也强调进攻，但主要思路是以攻为守，保住南京。可他们还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尤其是史可法，排兵布阵“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洪业》，第113页）与史可法一样，南明许多官员对农民军的仇恨和恐惧远大于清军，他们担心清军与农民军联合，所以乐得旁观清军与农民军在中原厮杀。“以夷灭顺”的思想使南明军队错过一次次战机。

    文官对南下清军的误判，主要在于他们对敌人知之甚少，很多人只是根据对以前蒙古部落的印象和查找历史书本上的记载进行判断，而没有也不愿进行复杂的实际情报搜集工作，从而想当然地把清军等同于传统游牧部落。的确，传统游牧民族没有城市管理经验，他们对中原只是进行周期性的抢劫，甚至在游牧民族看来，城市是一种累赘。十世纪时契丹人攻占开封，竟不知如何处理，只好退出该地；成吉思汗的部下劝他缓攻西夏时也说：“唐兀人（即西夏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法]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钺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2-273页）然而，清军在未入关前已开始汉化，入关就为夺天下。

    当清廷扫灭中原义军残部后，自然没回老家，反而大举南下，直扑南京，这使等着坐收渔利的南明部队乱作一团。1645年1月，史可法命高杰率部进驻淮州，与那里的许定国部一起阻击多铎的部队。由于高杰降明之前曾杀害过许定国一家老小，许恨透了这位“反贼上司”，加之许已生降清之意，所以借宴请高杰之机，把高杰和他的卫队杀得一个不剩，然后投清而去。高杰部群龙无首，史可法建议由深孚众望的李本深（高杰之婿）继任，马士英担心这将强化史可法对高杰部的控制，百般干扰，另派自己系的人来接任，众将不服，四散走空，史可法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破裂了。

    此时，史可法不得不亲自北上击敌先锋，希望通过主动攻击来援助徐州守将李成栋。然而黄得功得知高杰被害和史可法北上的消息后，又打起了扬州的主意，准备突袭扬州，洗劫这个城市，史可法只得放弃反攻计划。至4月，徐州守将李成栋、刘良佐叛变降清，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让给敌人。

    同在4月，武昌左良玉移兵东进，直奔江南而来，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意在铲除朝中的马士英。此事起因于朝中阉党克扣左部军饷，同时，南京“顺案”闹得正盛，东林、复社成员希望借左军东进，打击阉党。虽然老迈的左良玉到九江后没几天就死了，但其大军仍一路劫夺，马士英吓得急调淮阳守军，从而削弱了抗清防线，按他的说法，“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洪业》，第183页）这种分兵并无必要，左部洗劫安庆、池洲后，在铜陵被黄得功挡住，便返回九江，在那里悉数降清。

    就在南明防线一道道崩溃时，南京小朝廷里又起内讧。在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许多士生官员选择了与大顺政权合作，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辗转返回南明，如何对待这些人成为棘手问题。对此，史可法认为应以大局为重，不应拒绝南下的北地官员，更不能扩大对曾经失节官员的打击面，可阉党却在惩处降顺官员的过程中看到了打击政敌的绝好时机。

    此时恰逢黄得功、高杰争扬州，史可法早早离宁，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便无所顾忌地将“顺案”扩大化。“顺案”中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周钟，这位复社领袖、1643年殿试状员在北京陷落时仿佛看到了改朝换代的气象，向进城的“马上天子”献“劝进表”，其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洪业》，第91页）此种背叛行为对朝中“君子党”打击甚重，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抓住不放，将“顺案”扩大成对南明朝中东林、复社势力的清洗，而“君子党”为求自保，想到寻求军阀支持，这又成为左良玉移兵东进的一根引线。

    弘光皇帝也惹上了麻烦，他先后陷入“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泥潭。“童妃案”中，弘光对一个自称是他失散的爱妃避而不见，而且在朝中很多人相信这个女人的说法时慌忙将她处死，这使人有些怀疑弘光皇帝是否真是那个叫朱由崧的福王。而南京城破前3个月忽然又冒出个“明太子”，引得满城人心动荡，文武官员也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太子”被押了起来，可谁也不敢如收拾童妃似的干掉这“太子”。

    这些事闹得沸沸扬扬时，扬州陷落了，史可法殉国，清军在那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645年6月3日弘光偷偷逃离南京，恐惧的百姓冲进监牢，找出“太子”，在戏班子的行头里寻了件龙袍套在他身上，便拥着“太子”登基，仿佛这样就安全了。6月4日马士英出逃，大势已去，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只得组个班子，讨论投降事宜，6月8日他们带着一朝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欢迎多铎的到来。

    逃走的弘光最终被叛将出卖，押回南京。6月18日晚上他被带到灵璧府邸，那里多铎正举行宴会，他被有意排在同样被俘的“太子”下座，听着多铎的挖苦，弘光“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洪业》，第200页）之后他被押往北京，第二年便被秘密处死。至于那位“太子”，据说也在次年与一些被义军利用的明皇子们一道被处决了。

    诗人阎尔梅曾致信史可法，在信中表态说：只要史公一展忠信之旗，纵是文弱书生的他，亦能“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洪业》，第172页）等南明政权崩溃后，救国重任似乎真压到了这些信誓旦旦的书生肩头，不过他们依然坚信：只要说出忠君爱国的道理，足以唤起无数义士和义民。

    在组织民间起义的书生心中，所谓“义士”起码是读过些圣贤书的地主、乡绅，他们在地方上既有很强的号召力，又十分尊重读书人，能够听从书生指挥，个个愿意毁家纾难，匡复社稷。所谓“义民”，则都应当是些朴实的庄稼汉子，这些人自觉地跟在“义士”身后，如思归的群鸟，成片、成片汇聚到复明的大旗下，同仇敌忾，索还江山！

    可当书生真得拉队伍起誓时，却发现聚来的“义士”多是一些无法无天、铤而走险的亡命徒，或是顶着不知道多少条人命官司、罪大恶极的罪犯，书生本来就怕这号人，现在竟要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心先凉了半截。复社领袖杨廷枢的困惑典型反映出书生的矛盾心态，当太湖地区的反清武装邀他入伙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洪业》，第209页）

    同时，书生虽然活动于历来富庶的江南地区，但到明中晚期，随着国家逐渐陷入危机，江南的赋税愈渐沉重，至17世纪20年代，地方上的“义绅”就常和社会下层联合起来，抵制中央政府的税赋杂役，他们态度强硬，手段狡猾，与书生心目中的“义士”大相径庭，倒更象是些刁顽奸商。可是就连这种上下串通的行动到明末也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长期聚积的阶级仇恨的总暴发。

    作为鱼米之乡的江南随着经济发展，比粮食作物获利更多的经济作物受到普遍青睐，大批优良水田腾出来种棉花，江南消费的大米反要从湖广地区输入。再后来，由于种棉对地力破坏很大，再者江南手工业发展迅速，于是连棉花也多由北方输入。江南经济呈现出商品经济的性质，这给当地乡绅地主、商人带来大笔收益，甚至社会富裕阶层中又要分出许多个等级，在17世纪30年代，“‘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洪业》，第211页）

    可就在江南富豪富中称富之时，江南穷户则出现了贫上加贫的现象。由于赋税加重，支撑不起的农民便把土地交给可以免除赋税的庠生，自己成为其佃户，这种避税方法被称之为“投靠”，农民减轻了一些直接压力，却强化了社会中私人依附关系。那些不愿“投靠”的农民往往破产，生活窘困，沦为长工，被社会看作是“贱民”，不得科举，不能和普通百姓通婚，犯了罪还要受更严酷的惩罚。

    进而，有些养不起孩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到大家豪门，成为其仆人，年景不好时，甚至许多大男、大女也自卖为仆，这些人中混成有权有势的高级家奴的是少数，大多数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到了17世纪，“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洪业》，第214页）

    在这种严重两级分化的社会中，一旦天下大乱，社会失序，阶级仇恨就可能超过民族仇恨，引发激烈的暴力冲突。1644年，上海发生民变，据神父安东尼奥·古维记录，当农奴们知道崇祯死了，南京也还无人称帝时，“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一年后，安徽黟县领导农奴起义的宋乞又声言：“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太仓的“乌龙会”也领着农奴们造反，宣布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并向诸大姓勒索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洪业》，第217—219页）

    乱则思序，哪怕这种秩序是由异族侵略者给予的。好在形势出现了转机，起义的群众基础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书生们的脚下。1645年7月，清廷颁布“剃发令”，这种强行改变中原男性传统形象的野蛮政策不仅令书生、官僚们感到奇耻大辱，也激怒了普通百姓。于是，“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洪业》，第223页）

    可是这些遍布江南的起义没能支持很久。基于义愤的众人嘈杂地聚在一起，组织松散，多头指挥，没有稳定给养，更谈不上像样的战略战术。书生所谓的复国力量，莫说是遇到“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的满洲铁骑，就是碰上南明降兵，也往往一触即溃，散不成军。昆山、嘉定、太湖地区的义军相继被灭，死伤惨重。在这些抵抗活动中，两次松江起义算是较有影响的。

    在第一次松江起义中，领导人之一的陈子龙已较之在南明供职时清醒许多，他对那些松江义绅仓猝招募起来，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不抱任何幻想，不过他又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得到军事援助。”（《洪业》，第229页）

    在此思路指导下，许多参加起义的江南文士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人员，一时间得到不少有作战实力的武装力量，但此种组合方式却不能短时内树立统一指挥权，诸部谁也不服谁，各自为政，恣意擅行。书生们口干舌燥地说了半天“大义”、“忠信”，一碰到谁该听谁的、粮钱如何分配之类的问题，便被扒拉到一边，任由各派系污言秽语地争吵。随着起义军在组织严整的敌人面前连连败北，最终松江义绅只得硬着头皮摆出自己招募的市井之徒应战，而这些人大半“金鼓一震既作鸟兽散”，起义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反剃发阶级联盟彻底瓦解，起义领导者死的死，抓的抓，陈子龙则侥幸逃脱。

    之后太湖、溧阳、淮阳地区虽然起义不断，甚至还和鲁王的流亡朝廷取得过联系，但都因为参与者成份复杂，行事兵匪相间，书生领导又漏洞百出，自是招架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纷纷失败。就在这时，李成栋部奉命麾师南下，松江地区的指挥权交给了李的副将吴圣兆。据传吴兆圣曾是吴三桂的副官，后来归属于李成栋，此人受到复明思想的影响，通过其幕府成员和许多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联系，甚至他开始考虑与厦门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吴的举动唤起鲁王的希望，这次陈子龙又被选中担任联系人的角色。

    吴圣兆计划与忠于鲁王的舟山海盗黄斌卿在1647年5月20日会合，然后水陆两路攻击南京的清军。然而，总督洪承畴和苏州巡抚土国宝早就接到了谋反的消息，一张大网已经撒开，单等着这些起义者。此时，一介书生的陈子龙又表现出文人特有的迂缓，起事前夕他神神秘秘地向自己的弟子宣布起义的消息，弟子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消息在松江城已成了尽人皆知的秘密，对此先生竟还一无所知！

    消息走漏到这个份上，起义的过程自然毫无悬念，海盗一遇攻击就逃之夭夭，吴圣兆被部下出卖，身死东市。倒是江南缙绅沈廷扬的表现颇有意思，他明明可以跑掉，却大声向搜捕他的清军叫喊，称自己是鲁王朝廷里的监察官。被俘后，在苏州受审期时危言耸听地渲染江南文人在起义中的作用，最后心满意足地当了烈士。他的那番书生无所不能的言论还真唬住了八旗统领，让他们对南方文人满腹狐疑，进而对书生实行起严厉的惩罚政策。

    因而，起义前就离去的陈子龙再无前时幸运，此刻精神过敏的清廷一定要捉住他，而一个文弱书生哪里能逃出重兵布下的天罗地网，不久，陈子龙被俘，受审时他镇定自若，未失文人风度。在押往南京途中，陈子龙“挣脱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洪业》，第262页）

    江南终于安静了下来，静得死气沉沉。怀着凉透的心，劫后余生的书生们从战场上退回书斋，其心境大抵如诗人阎尔梅所云：“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洪业》，第233页）其实到了这个地步，书生文人们在心里已经承认：大明朝气数已尽，江山易主了。